尽管这类例子可能不胜枚举，但是相对于我目前的理论目标——对关于公正的常识理念得出一些更为宽泛的结论——而言，我所给出的例子已经足够。问题是，在常识道德框架内，公正不是一个强势的组织性概念。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它不是一个可以派生其他概念的基础性道德概念。毋宁说，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公正有着不同的特点，在每一种语境中，都存在其他更深层的将它所讨论的问题特性化的方式。因此，公正在一个法官身上显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就会发现其重要意义是派生性的。法官的公正是一场公平审判的基本要素之一（尽管只是一个要素）。类似地，韦伯式官僚的公正则是一种美德——在这个问题上，韦伯本人暧昧含糊已是恶名昭著——它之所以是一种美德，是因为它确保公平对待。一些类似的情形也将得到同等对待，而不必考虑当事人的特点，除了那些事先被认为是相关的因素之外，比如说他们的经济环境，但不是他们的衣着、举止或种族。
因此关键是，公正在法官和官僚的行为中像程序公平一样重要。我们最初可能用另一种方式预期：公正（impartiality）将成为一般概念，而公平（fairness）则是它的一个方面。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可能值得补充的是，这种公平的价值本身有赖于所应用的原则的正义性。因为它相当于规则的正确运用。诚如韦伯所强调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官僚机构乃是一架高效运作的机器；但它是一架可同时轻易导向恶之目的与善之目的的机器。假设有道命令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聚集起来驱逐之，理想的韦伯型官僚将执行命令。容许人的感情介入其工作的官僚可能对情感上的诉求做出反应，而一个唯利是图的官僚将准备接受贿赂而忽视其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