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说“总监”的责任。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敕修前朝诸史，命“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总监诸代史”。根据当时的制度，只有宰相才可任“监修国史”之职，魏徵当时是秘书监，诏命他协助房玄龄作为“总监”参与是役，表明唐太宗深知魏徵对历史有独到见解。尽管房玄龄、魏徵的政治出身迥异，他们在“草创与守成孰难”的认识上完全相反[37]，但他们在贞观年间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却是一致的和巨大的。史载：房玄龄“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史家称赞他说：“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已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38]可见，房玄龄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任修撰“五代史”的“总监”，是用他的政治声望和人格魅力来履行他的责任。魏徵则不然，他是以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和对国事的高度关注来尽其职责的。这突出地反映在他为《隋书》纪传撰写的史论，以及为《梁书》《陈书》《北齐书》撰写的总论之中。他的《隋书》史论在总结隋朝的历史教训方面颇具新意而且精辟，认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39]这是鲜明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看待秦、隋两个王朝的兴亡成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魏徵还认为：“述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40]这种把乱亡的根源及其发展作深入分析的见解，也是发人深思之论。此外，魏徵对于人才、吏治、时势与英雄等问题，也在史论中多有精辟论断。[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