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建设礼治思想体系和礼治政治模式，仅有汉武帝这类政治家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董仲舒、公孙弘等思想家群体的出现，以及和政治家们的合作，才是汉代礼治得以确立的根本原因。
西汉前中期，包括叔孙通、陆贾、贾谊、公孙弘、董仲舒在内的一批思想家，在总结秦朝速亡的教训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一系列以礼治国的思想。其中，以董仲舒的思想最为深刻、最为系统，发挥的功能最大，影响最为深远。从价值系统的层面看，董仲舒的最大贡献，是整合了当时的制度文化，更整合了当时的思想文化，从而锻造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价值体系，提供了人们的安身立命之道、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163]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价值体系，从表现形式到思想实质，都属于礼治的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礼记》定本的完成以及《礼记》的流行。关于《礼记》的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中认为，《礼记》是一部儒家著作总集，各篇的著作人不能十分确定。各篇的时代也不一致，大概都是战国到西汉初年的作品。[164]冯先生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中，虽然没有明确阐述《礼记》的年代，但却是将《礼记》放在董仲舒（该书第二十七章）之后、刘安（第二十九章）之前论述，独立成为一章（第二十八章《礼记》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165]可见，冯先生认为《礼记》反映了西汉中期的思想。张岱年先生认为，“《礼记》是由战国时期至汉初的儒家著作选录而成的”，是宣帝时期的儒家学者编定的。[166]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认为，“《礼记》的作者非一人，著作时代从战国延续到汉初，而以汉初儒家的作品比例最大”。包括大、小戴在内的《礼记》全书，是“表现了汉初封建宗法主义思潮的一部论文汇集”[167]。研究西汉礼学的专家也认为《礼记》定本形成于西汉中期的宣帝时期。[168]我认为，包括大、小戴《礼记》都基本定型于西汉中期，而《小戴礼记》最终由东汉的马融、郑玄编定。当然，《礼记》的思想源远流长，其某些篇章可能形成较早，但就其基本思想而言，就其全书整体结构和篇章而言，其完成是在西汉中期。戴德、戴圣由于其礼学学养和成绩，而被选为《礼》学博士，在宣帝时期，成为与庆普一道被立为学官的《礼》学三家。由于官方的重视，以及礼学学者的努力，特别是社会的需求所致，宣帝时期以及其后，《礼》学进一步流行。到东汉经马融、郑玄注释整理《礼记》，影响更大，最终成为《十三经注疏》的内容之一。皮锡瑞在其《经学通史·经学昌明时代》中说：“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皮氏这段话，应当很能说明问题。武帝、宣帝时期，经学昌盛，这已是史实并为学界公认。问题在于，“其学极精而有用”这句话，是指什么？在儒家价值系统中，有用，当然是现实的功用，所谓资治而已！经学昌盛，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人心的宣导，说到底，对于礼治的实现，当然是极其“有用”！昭帝曾明示：“公卿当用经术，明于大义。”公卿处理政务，要用经术为指导原则和具体方法，否则就是违背“大义”。自武帝以后，朝廷处理政务，往往援引经义为据。宣帝以下，儒者日益得势，元、成、哀三朝，位极丞相高位者，都是当时大儒。甚至普通官吏中，也有不少名儒。史载：“自曹掾书史，驭吏亭长，门干街卒，游徼蔷夫，尽儒生学士为之。”[169]为什么会是这样？道理很简单，儒术有助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