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换了一位喜欢对号入座的皇帝，那还不跳将起来，把苏轼给朕推出午朝门外斩首不可嘛！宋神宗倒还冷静，而且也明白事理，把那些告苏轼的状子，以及检举信、告密信、匿名信之类，都交给中书省存档，然后，由内府审理这件苏轼诗案，终于御笔亲批，贬官外放了事。
不过从这则笔记中，也可看出小人多变的嘴脸，此时的章子厚，居然还能说两句正直的话，大概他估计局面未必对苏轼绝对不利。但后来，他上了台，将苏轼罚往海南岛时，那可是一心想将这位大师，从肉体到精神全部消灭的。
十个文人，九个相轻，这种文学上的计较，常常会走向文人相整的格局。然而，时光在整与被整中，一天天过去，最后剩下的，除创伤外，便是无可回避的老迈，这便是我在那座东坡亭里，所能体会这位大师的深深感慨了。
苏东坡一生，政治上从不退让，坚持他的主张，文学上更不买账，他对他那支笔的自信，更是雄心十足。“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但他不知道老百姓的一句俗话，越是半瓶子醋，越晃荡得厉害，这样，也就越不能容人。中国文坛上，这类半瓶子醋又特别的多，文人相轻，也就是一种习见的现象。古往今来，这种谁也瞧不起谁，谁也看不上谁的场面，也不知看过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胜看，连老百姓也都熟视无睹，遂也不以为奇了。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轻，居然心服口服地钦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桩呢！有几个文人能像欧阳修那样，一读到苏东坡的文字后，马上给梅圣俞写信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