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与华莱士同时创立了进化论，两个人，天各一方，得出相似的学说，这绝不是偶然的。经过有关专家考证，发现他们之所以有同一领域内的成就，是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非常相似。除此之外，他们两人还有许多其它相似之处，他们掌握的实物资料都是通过自己实地考察时积累获得的。达尔文是随“贝格尔”号的航行而观察到了生物的进化现象；华莱士则是访问了马来半岛而观察到了邻近岛上生息着血缘很近但物种不同的生物的进化现象。同时，马尔萨斯《人口论》也都对两人的学术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
达尔文说：“1838年10月间，也就是我开始我的系统探索的15个月之后，我为了消遣而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我由于具有长期不断观察动植物的习惯，对这种到处都在进行着的生存斗争，思想上早就容易接受，现在读了这本书立刻使我想起，在这些情况下，有利的变异往往易于保存，而不利的变异则往往易于消灭。其结果就会形成新的物种。这样我终于得到了一个能说明进化作用的学说了。”
同样，华莱士在他的自传里写道：“在公元1858年2月……我正盘算着（进化的）问题，而一些东西使我想到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中所描述的积极的制裁。这本书到现在我还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虽然我读它已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些制裁———战争、疾病、灾荒等等我想一定既作用于人类，也作用于动物。于是我想起了动物的大量迅速繁殖，使得这些制裁在动物中间比在人类中间更加发生效力；而当我在模糊地思索着这个事实时，我脑子里突然掠过适者生存的念头———即被这些制裁所消灭了的个体，总的说来，一定是比那些生存的个体更恶劣。”顺便提一句，他俩在当时也都意识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中反动的本质。也正是因为他们俩都思考了这个问题，才得以取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