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其最可痛心的,就是民穷财尽。原来从藩镇擅土以后,就多用武人做地方官,管收税机关;又创设了无数麻烦的杂税。这种苛税,无有不是拣着地方上贫弱的人欺的(因为豪强的人,都是有势力,能和官府相结托的)。于是贫弱的人,就只得献其所有,以托庇于豪强;有产的人,就逐渐变为无产者。这么一来,豪强的力量更大了,就更可以兼并贫弱的人。而且干戈之际,田地总有荒废的;还有那贫弱之人流亡的;田地也都入于豪强之手。于是贫富就大为不均。宋朝的收税,是很宽的。每破一国,必把他所有的苛税废除,或是大加蠲减(累朝相承,又递有蠲减)。而且“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阁’,殆无虚岁。倚阁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畎亩转易,丁口隐漏,并兼伪冒”,也“未尝考按”。然而历代开国之初,都有一种改良分配的政治。譬如晋之户调,魏之均田,唐之租庸调制。宋朝却丝毫未有。所以取民虽宽,只是优待了一种豪强兼并的人,贫民丝毫得不到好处。而且受豪强的压迫更甚。民间借贷的利率,春天借米一石,秋天就还他两石,还算是普通的,见《宋史·陈舜俞传》。司马光说当时穷民的情形,“稼一不登,则富者操奇赢之资,取倍称之息;偶或小稔,责偿愈急;税调未毕,资储罄然;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尚有可生之路耳”。见《宋史·食货志》。这种状况,真是言者伤心,闻者酸鼻了。还有一件,宋朝的税额虽轻,而税目和征收的方法,都很不佳良;所以国家收入虽少,人民的负担,并不见轻。又有一种苛酷不堪役法,简直是绝掉人民的生机,社会的经济状况,就更不堪设想了。原来所谓“力役”,就是唐朝租庸调制里的所谓“庸”,“庸钱”既已并入两税,就不该再有所谓力役。然而从唐朝中叶以后,还是要按“人户等第”差充的。赋税无论重轻,总还有个数目;数目过大,表面上总还有些说不出来。这种差役的苦累,却是因办公事而赔贴,法律上无可告诉。宋时差役的名目,是衙前,——主官物;里长、正、户长,——督课赋税: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承苻、人力、手力、散从,——以供驱使;而衙前,里长,最为苦累,往往倾家不能给。所谓人户的等第,是以丁口的多寡,和赀产的厚薄定的。于是百姓弄得不敢多种一亩田,多栽一株桑,也有自残以免役的,也有自杀以免子孙之役的。真是惨无人道。以上所说的话,还不过述得一个大略:若要仔细说起来,还有许多的情形。读者请自取《宋史》的《食货志》看一遍。总而言之:宋朝的百姓,是苦极不堪的。所以从澶渊议和以后,除掉陕西一隅,因西夏造反,连兵五六年外,此外并没有什么大干戈;而且朝廷也并没行什么害民的事情;然而海内的景象,已觉得憔悴不堪;财政上很觉得竭蹶,而察看民力,租税的负担,业已至于“不可复加”的限度。要想设法改革,一切弊窦,都是积重如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要想治理真觉得无可下手。惟其如此,我们读史的人,真不能不佩服神宗和王荆公的热心和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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