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软！”（《法言·修身》）这仍落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之中。所以，治国还离不了孟子的所谓“王道”与“仁政”之说。
王充说：“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径谓。”他对扬雄的评价是颇高的。
而后还有桓谭，这位被汉武帝斥之为“非圣无法”者，王充则大为推祟：“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论衡·超奇》）。
可惜，桓谭的《新论》，而今只剩得片言只语了。他的历史观，也只能归纳几点。
他主情“弗治治之”的政治，“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这与老子的观点差不多。他总结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秦始皇见周室之失统，丧权于诸侯，自以当保有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故遂以败也”（《新论·五霸》），猛烈抨击王莽的严刑苛法。
他希望为政者识大体，“举网以纲，千目皆张；振裘持领，万毛自整；治大国者，亦当如此。”同时指出人才的历史作用：“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群书治要》）。“尧能则天者，贵其能臣舜、禹二圣”（《新论·辨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