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拥有独立、个性的“我”。娜拉式的出走或离开是为了独立,追求自己的个性。但是她最后的选择往往与独立相悖,她成为依赖他人的“附属品”。
她想获得爱情,她大胆地追求爱。每一次情与爱的选择,都是投向温暖和爱,最初的情感与爱的交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她温暖,然而最后得到的回报恰恰都是难以逼出的冰冷。每一次的投向,都是追求一种精神的升腾,最后都没有获得预期的理想爱情。她总是一个人到鲁迅先生家里“取暖”。“她没有一份好爱情,鲁迅及许广平曾经给予她的爱护就是她唯一可以投奔的温暖。”[6]没有获得爱情,又多被误解。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她说:“平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她想有个家。母亲早逝,没有母爱的温暖;离开祖父和后花园,她从父亲的家门逃出,生活无依。被父亲开除族籍,她没有家,没有家乡。在战争的颠沛流离之中,宁可贫穷、饥饿,也不再进父亲的家门。她说:“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7]她想有个自己的家,她追求爱,却两次不幸跌落在自我追求的“夫家”的门前。她在诗《苦杯·八》中说:“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她在香港望乡不能归乡,以寂寞悲凉的心境书写《呼兰河传》,深情回忆寂寞悲凉的小城,她的家乡——呼兰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想与“父亲讲和”。她想有个家,可她情归何处?魂归何处?家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