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所记,不足徵信,至于他做过这种事,或者,没做过这种事,无关紧要。但他一定浪漫,而且相当浪漫,是可以肯定的。明代中后期,才子型的文人,强调个性自由,轻易不肯随人俯仰。纵情诗酒,放浪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为,成为当时非主流文坛的时尚。风气所至,唐寅会为他心爱的华学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诡身为仆”,这浪漫,够意思。
明代文人的这种变数,也带来明代文学的变数。于是,中国文学的第一奇书,《金瓶梅》就选择在这个时代出现了。试想一下,唐伯虎为达目的,可以隐名埋姓,“诡身为仆”,那么别的其他什么才子,化名写一部淫秽笔墨的话本,又有何不可呢?至今查不出兰陵笑笑生,为何许人?但能够写出这部奇书,绝非菜鸟,一定是位高水平的才子。
《金瓶梅》问世,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应该说,出这部书,一是要具备出这部书的气候,二是要具备写这部书的才子。有的朝代,才子也许不难找,但气候却未必总如人愿;有的朝代,天气倒是蛮不错的,风和日丽,但才子们或忙于巴结做官,或忙于大谈恋爱,或忙于炒股发财,无心伏案写作。总算到了嘉靖、万历,条件成熟,《金瓶梅》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