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比喻，形象地表明了治国必先安民的远见卓识。贞观元年，唐太宗重申“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次年进一步阐明治国在于“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这样，以“存百姓”为宗旨，以“简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就被明确地规定下来了。此后，唐太宗“夙夜孜孜，唯欲清静，使天下无事。”
总结历史经验也是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根据。鉴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唐初君臣们痛感到非“静”不可了。魏徵向唐太宗说： “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
为了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辙，唐太宗坚决地实行“安静”的政策。后来，魏徵在论时政第三疏中，总结了隋末，唐初的两种不同方针和两种不同效果，指出： “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这个鲜明的对比，说明隋唐初封建统治者在策略上的变换。
唐太宗的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是跟一定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相联系的。贞观二年，他对大臣们说：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这段话简要地揭示了他的民为邦本与静为农本的思想内容。
民为邦本，原是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也是历来所谓“治国”大义。儒家能认识到国家与人民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是开明君民观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