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张居正后来实行的官方改革，其“一条鞭”式的税法，是否受到何心隐民间改革“聚和堂”的做法一些什么影响，史无记载，不敢妄拟。但是，何心隐的尝试，与1958年毛泽东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中所作的事，大致上能找到相似的轨迹，这就很值得钦敬。何心隐在聚和堂中扮演的角色，说他相当于如今共产党的大队支部书记，也未尝不可。
在经济方面，聚和堂设“一十二人总管粮于四季，二十四人分催粮于八节，七十二人分征粮于各候。各候完讫，类付于八节之所催者。八节完讫，类付于四季之所管者。四季完讫类付于维养者，交收转付辅养，以俟率养之所率矣”。这里所说的维养、辅养、率养各职，是征粮、催粮、管粮等人员的上一级管理干部。何心隐通过精细的分工，严密的组织，公平的分配，用一些合乎现代精神的管理方法，把千百年来的个体小农经济，实现了初步的合作化，实在是了不得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