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的民风，在秦时是“轻易淫泆，柔弱褊阸”，汉初转为“好文刺讥，贵慕权势”。而在晋初复变为“敦朴”、“服化”，非常驯服。班固讲前一变化是蜀郡太守文翁实施教化不成的结果。我们认为后一变化是刘备、诸葛亮以法治蜀所致。
至于在吴地，由于北方流亡上层人士的介入，使得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发生巨大变化，对于腐蚀自身及软化整个民风起了决定性作用。
今日的江南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在上古，这里为最为落后的瘟瘴之地，“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由于财产分化不明显，氏族旧制得以长期保存，家族复仇遂成为当时江南人的牢固观念。在他们看来，弃仇不杀不仅愚蠢，而且是一种犯罪行径。越灭吴后，越大夫文种历数吴王夫差六大过。其一竟是不杀越王勾践，为父报仇。另外，图腾崇拜、迷信鬼神也养成了江南人喜欢自残和对武力的盲从观念。吴越两国都有“断发纹身”的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习俗又演变成原始尚武精神在自身肉体上的炫耀和宣泄。《淮南子·泰族训》里讲到，江南人常常刺破自己的身体，然后在刀伤处缠紧皮条。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最值得自豪的事情。民众的好战尚武符合当时江南统治者的利益，所以他们对此风尚大加树立和引导。于是这一观念逐渐熔铸成全社会普遍承认的行为规范。通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们把这种外在的规范，移入内在的心理之中，日渐凝聚成为一种群体的心理意志结构。秦汉以来，政治背景天翻地覆，但几百年积聚下来的心理素质并未马上随之改变，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到三国分立，孙吴政权依靠土著大族力量割据东南一隅，实力与敌国相差悬殊，只能以武治国，这就使江南社会各阶层固有的尚武精神，更是蔚然成风。控制孙吴局势的江南大族分为文化士族和武力豪族两股势力。武力豪族自不必说，就是那些所谓文化士族，如吴郡的顾、陆、朱、张四氏，其重视武力的程度也远胜于对文化的兴趣。西晋统一后的江南骚乱，虽然有下层民众的自发因素，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利益受到危害的江南统治集团鼓吹发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