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而诗坛，大而文坛，都有不少困局待解。例如目前，我们几乎没有一本杂志在创作上具有突破的活力。报纸的副刊呢，文学性日益减低，诗几已绝迹。在目前的低潮中，问题不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而是“我们要不要诗”。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要诗。只要是来自生命、来自活语言的诗，都为我们所热切需要，尤其是表现七十年代新经验的作品。
(1)　见爱默生The Rhodora一诗。——作者注
(2)　见一九七五年六月《中外文学》叶庆炳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者注
(3)　本名 Johnson’s “London” and “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后收入一九三三年牛津版的English Critical Essays, Twentieth Century。现名Poet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收入The 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之第四册。——作者注
谁来晚餐？
翻开各国文学史，最先出现的往往是诗人。如果用三餐的次序来喻文学史，则诗人所享，该是早餐，然后是散文家的午餐，最后，才是小说家的晚餐。戏剧家比较不一致：在西方，他吃的也是早餐；在中国，他却是晚宴座上客。